第三輯

台灣詩人分論II：中生代

在西瓜与石头之间
----论詹澈诗的源泉与跃升

摘要

　　詹澈是「一个用游行代替慢跑和游泳的诗人」，(1)多年来除了在西瓜与石头之间移动，还一次次参与台湾社会运动，却使得他的诗越写越好，他以身体与土地、农渔民、原住民的互动、交错、和缠绕，建构了自身存在的自觉和意义，并经由对语言的非线性实验而完成诗艺的跃升。本文首先对詹澈与另一位也完成跃升的中生代诗人陈义芝做一界域、时空、和语言风格的互比。继而以耗散结构理论关于开放性、非平衡的外在因素、和涨落、非线性的内在变因，讨论此等变因与诗创作的关系，并由此看出詹澈从激愤、请命、呼喊的主词「我们」、「他」（她）之中抽身下来，回到沉静的西瓜田，重新感受「我」的身体与土地、西瓜、石头、大自然、原住民文化等的细微互动，这也影响了他对「语言之美」的看法。最后则说明开放系统中经过筛选的信息对诗人持续创作的重要性，而由土地所衍生的一切劳动和运动（农运）对詹澈而言即是其源源不绝的信息源泉、和生命动力。与其早期理念与诗创作合一的方式不同，后来创作得以跃升的流程可能是：

开放系统理念行动筛选信息意义诗（非线性语言）
关键词：詹澈、界域、身体、互动、耗散结构、信息

一、前言

　　诗是一种心灵黑箱的操动过程，一个诗人会由日常纷杂的思维状态突地进入诗的思维状态，或甚至由某个诗创作的惯性流动过程，跳跃进入另一条非常态的流动曲线，其变化的神秘性和不可思议性，确实令人着迷。然而既然是一个黑箱，又无法如飞机的黑盒子之易于判读，即使将心拆解或有朝一日以DNA序数恐仍有不可显现者。因此，如能仅就黑箱两端，即其输入和输出部份予以追踪，或也有利于增进诗的理解和兴味。

　　如众所知，詹澈诗艺的跃升可以1996年获第五届陈秀喜诗奖的《西瓜寮诗集》为分水岭，在这本诗集中虽集中收录了1981至1996年有关西瓜种植经验的书写，但其突破应自一九九四年发表的＜翡翠西瓜＞起算。而其实他在1990年前后三年发表的诗作不多－－仅有＜野百合＞、＜悼念二二八及五○年代＞等几首－－即使第三本诗集《海岸灯火》（1995年出版，前两本为1983年的《土地请站起来说话》、1986年的《手的历史》）所收也多是前二集未及辑录的作品，甚至还包括一九七五年发表于校刊上的学生时期作品＜阿菊的故事＞等。

　　也因此詹澈在1990年前后的暂时放下诗笔，对其之后于《西瓜寮诗集》及后来诗作质素的焠炼，显然有重要的影响。但此部份属于上段所言「黑箱」的「输入」部分，除了作者「夫子自道」外别人无从得知，「输出」部分也就是作者由黑箱内部的操动转化而得（即其发表的诗作），也只有依诗作的发表年序而认识作者诗艺的发展。本文即依接收到的型式，亦即根据少部分属于「输入」的信息，以及作品外显的「输出」部分，并稍稍触及现象学、耗散结构论、及信息论，希望一窥詹澈于诗艺上跃升的可能缘由。

二、界域、时空、与诗创作

　　与詹澈（1954年生）同时期的台湾中生代诗人陈义芝（1953年生），也是在接近九○年代时跃升了他的诗艺，(2)两人于五、六岁时都待在彰化乡下，家中也都种田，也都于1959年遭逢仅次于921大地震（1999）的八七大水灾，也皆因家毁田毁（连界线都找不到。死亡人数达667人，失踪者近千人，受伤者数千余人，房屋全毁者2万3,215户，半毁者1万8,754户）而不得不迁居，陈家迁至另一村，仍在彰化种田，詹家远迁至后山的台东种西瓜，从此命运遂有极大差异。二人与土地牵连均深，但陈氏进入都市就读语文科系、后念中文系，遂先走上古典之路，1982年进入联合报副刊服务﹔其诗艺要等到摆脱古典、回溯大陆父母老家、童年乡村、因寻根而获得「澄清」之后，方进入自我身体的存在自觉、与语言的文白整合中而获致跃升。而詹澈因走入与农艺相关的科系和工作、并因长期处于台湾的地理边缘、弱势农民原住民的苦痛边缘，与政府对抗的政治、社会运动边缘，诗作皆因此边缘的触发而作，因而愤激、批判、怜悯、感喟遂成其早期诗作的主力。

　　陈氏作品因外省第二代的身分而有深刻的家的不安和逃逸倾向，对「远方」（包括古典、大陆原籍、童年、女性/女体、父母/家族等五个远方）、无心介入政治纷扰，细腻入微的抒情乃成为其诗作主调，语言先紧后松、再紧松合一，「我」与「你」（妳）是常用的主词。而詹澈则批判性格强烈，对周遭人物的命运、环境的变迁、政治对人的干扰、牵动，均有深刻的感受和大格局的反弹和行动，其思维和血液中对政经环境之变迁的重视与其诗艺的创作相当，语言先松后紧、因题材而寻求其适度的松紧合一，写人、事、和咏物成为其诗作主调，「我们」与「他」（她）是常用的主词。

　　由上述詹、陈二人的概略较比，可以看出二人在诗艺上晚熟其实多少与时空、界域、和接触的信息有关。较二人早熟的同辈诗人如罗青（英文系）、陈黎（英文系）、向阳（日文系）、罗智成（哲学系，西方为主）、杨泽（外文系）等待在台北的诗人受西方的影响一定比待在中南部之詹、陈二人来得早且广，于是诗人一起步写诗的1970年代，陈氏受古典文学铭印、詹澈受包括夏潮杂志在内的「乡土文学」（尤其是大乡土概念）铭印，使得他二人一起初即走上「紧」与「松」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而到了五十岁，上述那些中生代的诗人创作量大为减少甚至停止，而詹、陈二人仍勃勃有劲，频出佳作，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詹澈更是到达其社会运动及诗创作生命的高峰，个中讯息颇值玩味。

　　由于人类的每一认知活动均有其焦点，亦即人类生于世，必有「定向」(orientation)之需，个人并非完全孤立，而是活于持定的脉络或框架中，即必然涉及某些相关的「背景」，此背景代表一最广阔、空洞、不确定，却是一切认知最终必须设定才能心安的理念。亦即得设想某一「世界」的存在，做为「一切背景的背景」，其它的一切对象的「地位」方能取得定向。(3)陈义芝的外省身分所代表的父母家乡（大陆）和其传统（古典）成了其诗作设定的最初框架，它与「历史时空」和「文化时空」有关。詹澈的本土身分所代表工商业对农业的长久威胁、旧政权的长期抗争（如中坜事件成为抗暴步队的一员而自觉荒谬）、对弱势族群的同情和切身感受（居住在众多族群之中，如：阿美、布农、鲁凯、卑南、排湾、达悟等族的原住民、和移入的河洛人、客家人、外省移民、汉人等，由于台东人口稀少，族群特征极易突显）、对环境周遭的人、事、物的推移变化（如务农的与天抗争；如小学同班同学有60%原住民的弱势未来；如越漂亮的原住民小学女同学离乡越早，且不知所终）等，遂成了他终生难以彻底消解与澄清的生命结构的一部分，其诗作的背景多与当下的「生活时空」有关：

　　小学我班上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原住民，有一二位是卑南族，其它都是阿美族。其中有百分之二十是老兵跟原住民结婚的后代，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几乎都是跟原住民，跟老兵的后代在一起。

　　族群的印象深深地留在我小学的记忆里面，还记得下午的时候，常常会看见学校旁的堤防，会有二、三百名的老兵出来散步，好象讲好的，又好象有班长一样，构成一幅很奇怪的景观。他们之中有人脚断了，有人手断了，有人嘴巴歪了，有人瞎了眼睛，有人聋了还拿着收音机在那边听着，那种景像深深地印在我记忆里面，所以后来在我的作品里头才会有那么多原住民与老兵的故事。(4)
　　　　　　　　　　.................................................

　　这样的台东经验，是其它人口繁多的台湾西海岸不易见的（二千三百万人中只有不到三十万人住在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在内的东海岸），加上詹澈家中长期与天争地的西瓜种植经验，不时北上台北为农民争取权益时与下层劳工的长时互动，在在都为其诗的背景建构了特殊而庞大的生命框架。解读詹澈诗作的「意义」，就不会只孤立地聚焦于其意识活动所描述的对象之上，而必涉及所谓「脉络意义」（当下的种种与前此的每个过去如记忆、及每刻的未来如预想，均息息相关），亦即种种不同的界域间的互动。而界域乃永远自人的观点理解所得的，随着心智成长、阅历增加、体悟更深，而得以看得更远更细，由此而扩充深入更具挑战性的界域之中，(5)而詹澈所踩踏的那块土地及站在其之上的一切，就提供了他源源不绝的「原力」，在台湾除了吴晟之外，也没有比詹澈更能将诗笔深入泥土之中的了。

三、开放、非线性、与诗的转向

　　耗散结构理论也或可说明詹澈与陈义芝诗艺术的不同方向，此理论由统计物理学家普利高津( Glandsdroff, I. Prigogine)于1969年提出。他认为系统（如诗人创作的思维和行为亦可视为一系统）只有外在为：(1)「开放的」，(2)「远离或非平衡的」，以及内在呈现(3)「涨落」（非停滞不动），且各要素之间存在(4)「非线性」流动等特点，才能表现出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普利高津的研究发现，「开放系统」在达到「远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区」时，一旦系统中某个参量的变化越过一定的阈值，则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系统会由原来的无序混乱状态到另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可能是暂时性的），此即所谓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6)如果以此对照诗人的创作过程，则「开放的」可意谓外在题材的来源或讯息的大小刺激（信息、信息、质能输入、乃至各种思潮等）﹔「远离或非平衡的」可意谓「生活时空」、或「文化时空」、「历史时空」的变迁消长始终处于不稳定之中（以上可包括政治、社会、局势、族群认同、传统的认知和定位，乃至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等）；「涨落」可意谓内在心灵或精神的冲动、不安、痛楚、或心境的起伏变化（人人的感觉和知觉并不同）；「非线性」可意谓内在之思维、想象、和语言表达时的跳跃和流动方式。

　　上述四项中(1)「开放的」、(2)「远离或非平衡的」都是个人较难掌握的，尤其是后者，此两项似乎是诗坛能否转动的关键，同时也影响了诗人的诗生命。因此诗人能否将内在之(3)「涨落」、(4)「非线性」活化，首先必须前(1) (2)两项可行，否则(3) (4)两项难以运转。

　　由上述讨论可知，詹、陈二人由于身处「开放的」、「远离或非平衡的」时空的「形式」相异性不大（相较于台湾上一代诗人则差异大，或相较于大陆中生代诗人差异亦极大），然而「输入」诗人五官的讯息内容则必然起伏难测。但由第二节所述，或可猜想詹、陈二人接触「开放的」内涵（信息）较二罗、向、杨等人慢且少，以致于内在之「非线性」变革（尤其是语言的非线性流动），较为缓慢，因此即以起初之「语言铭印」为其后十余年之书写方式，直到其书写的题材耗尽为止（陈为古典及乡愁，詹为乡土人物及社运抗争）。

　　而等到二罗、向、杨等人的创作渐次沉寂，詹、陈二人却进入个人的「混沌边缘」（可以突现跃升的关键位置），透过上述「远离平衡状态」的政、经变迁，尤其是面对台湾一九八七年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大陆探亲）的纷杂多元局势、一九八九年后全世界的版图重排，深深影响了各阶层的不同对应策略，许多「对抗」被松绑开来。我们遂也看到了詹、陈二人的「彻底松绑」，语言的重新自觉（詹是松到紧、陈是紧到松）、和存在的重新自觉（詹是抗争的松绑、陈是乡愁的宽解）。这也是自保钓运动(1971)、退出联合国（1971）、现代诗论战（1972），唐文标事件(1973)，(7)乡土文学论战(1977)、(8)美丽岛事件(1979.12.10)等拱出的公约数「社会现实」之后，个人首度可以由「现实」开始回到己身所关切的「本真状态」中，去书写适切自己内心的诗作。因此也可明显看出詹、陈二人在题材和语言上的转弯。

　　陈氏以身体踩踏、触摸的方式，进入与童年土地、女性/女体、家族/父母的当下互动中，从纷扰中冷静下来，对「家」（包含外省身分）的定义一再审视、质疑、和逃逸，大量的诗作均以追寻「情」为中心。詹澈也从长篇叙事组诗、为不公不义请命呼喊的主词「我们」、「他」（她）之中抽身下来，回到沉静的西瓜田、感受「我」的身体手脚与土地、西瓜、眼中日月、原住民文化的细微互动中，他开始感受之前认为「是奢侈的、多余的、没有用的、无力的」的大自然之美，那是他在前三本诗集中甚少涉及的，这遂影响他对「语言之美」的看法，这前后差异甚大的矛盾就并列在《西瓜寮诗集》中：

　　以前写叙事长诗那些语言，与这些语言有些格格不入，正在矛盾时，去看了一部描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电影《邮差》，这是说一位中下阶层的邮差，从一位单纯木讷的平民，受到聂鲁达的启发，而成为革命份子的一员，后来牺牲了。我投入党外运动，投入农运与种西瓜的时候蛮像他的样子。我以前也是那个样子，傻楞楞的，然后我觉得，到底是要成为那个邮差，还是那个诗人？我要底要好好创作还是怎样？……所以我就把语言与意识型态上的矛盾反映在《西瓜寮诗集》里面，这就是写《西瓜寮诗集》整个的矛盾。(9)

　　詹澈对过去鄙视的「自然美」、「语言美」的重新审视，与其身体重新归位于西瓜田，产生更细致密切的互动有关，当然也与其存在的自觉有关：「我不想只是成为一个『农民诗人』，而是做为一个『诗人』，例如陶渊明与郑板桥、佛洛斯特或里尔克、惠特曼与艾青、歌德或叶慈。」(10)语言的自觉与存在的自觉的相激互动，对其诗作的跃升显然具关键性的转折。过去「未显现的」如今重新「显现」：「我们休息的时候站着看一片云，可是那一片云竟然是躺着的看着我们，这是蛮好的一个景象，就把它写下来。劳动的片刻有时也会有精神的升华」，这是《西瓜寮诗集》之前未曾见到的。而要显现这样的「自然美」引发的「精神美」，不可能用线性的语言、而非得使用「非线性」的「语言美」不可，「非线性」不只是指诗语言的跳跃，也正可指出两种语言表现方式（奔放与收敛）呈现的「矛盾」。

四、身体、互动、与信息

　　余光中说：「詹澈与詹朝立虽然是同一个人，但身分各有不同。詹朝立可以带十万农民上街，詹澈却只能独自一人入诗。诗人不能揩农民领队的油。」果然， 詹澈于台湾解严后的大松绑下，他开始「独自一人入诗」，由「我们」、「他（她）」的诗的主词中退下来，经数年沉潜（1988~1993），重新体认以「我」之身体「知觉」，去与土地、西瓜、眼中日月、原住民文化事物等产生细微的互动，这可能成为其诗艺转折的关键，此种观察，或可借助法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讨论知觉现象的说法加以诠解。梅氏特别强调身体与人、事、物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此在以「知觉」（perception）为首要，是可「借助身体使我们出现在某物面前」(11)、「被知觉物从根本上讲是在场的并且是鲜活的」(12)，否则无以操动真正的生命驱力，他的说法跳离传统西方理性哲学所引出之心物、主客、灵肉的二元割裂。将我的身体与他者（他人、事物、世界）放在一等值而无分别的结构中，是一可交互缠绕、侵透、可逆的辨证关系。当身体观照、触摸客体对象时是一种身体主体（而非止于精神）与客体对象的「共存结构」，「身体与其活动空间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在握持当时，客体对象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存于身体之中（每一过去均成为当下的一分子），(13)唯因只能局部把握，则永远有「未显现」的部分等待「显现」（亦即事物不可尽知，任一简单均极复杂，这也是光写「西瓜」也能成诗集的原因），永远有等待商榷的「难题」和「不确定性」，「我们的躯体乃将经历过的意义组合起来以迈向自身的平衡谐合」，上一节耗散结构提及的「非平衡状态」只有在身体亲临的「经历过」、「通过」时，才有机会获得短暂的「澄清」（且有赖「开放性」以获信息或质能），虽然只是局部性、暂时的澄清。诗人能持续创作即有赖不断「显现」那「未显现」的内或外的存在与语言以完成自我。

　　然而詹澈过去的思想意识、个人行为、社参与、文化生活，乃至历史认同都不会退后孤立，即使成为过去，却也都持存为他当下的一部份，厚实的一部份。也因此，当他用身体去触及对象，也就同时触及每个当下背后的脉络关系和种种不同的界域，但再也不像前三本诗集那么批判性太强、反复停不下来、动不动「长又长」的几百行，其身体是隐藏的、害怕暴露的，与书写对象的互动和缠绕或不足（即使写老兵、原住民也是有距离的）、或语言过于「线性发展」（即使是收在《西瓜寮诗集》但写于1981年的＜苗根与苗头＞等诗）。但九○年代以后的詹澈却不同，他勇于以身体的亲临感去知觉对象物，而能「与其活动空间共同形成一个整体」，比如下列两段：

　　西瓜寮里我蜷卧板床/像蚕一样吐丝的思路/干枯着澎湃的心血/红色思想和绿色理念/交织成一个椭圆的茧/团团把肉体困住（＜云的思路＞，1996）(13)

　　我走在队伍的最后/斗笠压歪了眼镜框/身上的笔留置在故乡的田园/像锄头柄和犁把斜躺在屋角/日子过着生锈的过程/不如用身体连结着身体/以游行的队伍把街市擦亮（＜游行＞，1996）(14)

　　＜云的思路＞的那段，身体是不动的、思维在动，可见的「肉体」被不可见的「红色思想和绿色理念」交缠困住，地点却在最熟悉、也最不可能产生思想和理念的西瓜寮里；＜游行＞诗中的「身体连结着身体」，我的身体把笔留在东部田里、农民们的身体把锄犁留在屋角，乡下农夫的斗笠压歪了都市书生的眼镜框（同一人两种身分），它们都放置在不该留的处所，而这些身体却也一起来到不该来的北部「擦亮」街市。如此以身体、思维、笔、锄、犁、斗笠、眼镜等的错置，与时空产生荒谬的缠绕，由此而生「非线性交错」的流动感，显然比「线性式的批判」要更具想象空间和说服力。

而更跳跃的将「身体与其活动空间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非线性展演则如下举较长的诗例：

历史隐没，时间足迹浮起/它的影子和光芒，背着太阳/以一颗陨石的重量/从窗口压向书桌/书桌夹板在云层中龟裂

痛楚，从笔尖流露/它的皮肉筋骨，夹在黑白云母/麦饭石，辉绿岩和蛇纹岩之间/原子结构是钢的介质/在炉中提炼，人的欲望/钢的机械怪手，背后的权势/突破所有禁令/从它脖颈开始挖掘

从耳腮挖向太阳穴/向海洋的歌唱变成向天吶喊/石头山，突兀而美丽的地标/受伤的头颅，东海岸山脉的起点/在两种海底板块之间浮起/在两种上升的力量上面/一面歌唱，一面吶喊─（＜石头山＞， 1999）(15)

　　此诗写「石头山」的矿产遭突破禁令的权势人物以怪手滥挖滥掘的痛心感，抗争性隐微而有力，而「笔」是诗人手中唯一的武器，「书桌」是不堪无用的道具，怪手所挖不只是山，而是我身体的皮肉筋骨、脖颈、耳腮、和太阳穴，「向海洋的歌唱变成向天吶喊」不只是山也是我，写来不愠不火，却又充满了愤怒和痛楚，是詹澈的、也是台湾土地的愤怒和痛楚。詹澈将过去蕴涵的一切如今以身体当下的知觉，预期一个更理想和理性的世界。

　　当然也有一些愉悦、深刻、而隐微的身体知觉如＜金醒的石头＞一诗：(16)

彷佛只有移动的云才看得见风/移动的云移动着块状的阳光/当它们停止/阳光才以线条向西瓜园倾斜/用它金色的脚跟/踩在溪底几颗峥嵘的石头上/金醒的石头/睁开了没有眼睛的瞳仁
山谷里黑色的山影逐渐膨胀/它压不住那些石头的光亮/和未死的意志/石头早已散尽多余的水分和欲望/只剩一丝丝水蒸气/向天空传递着大地的密码
抵抗着炙热同时借用了热能的西瓜们/完成光合作用就等待满月升起/它们注视太阳又凝视月亮/没有眼睛但看过圆的形识/它们慢慢长成它们意识的形状/和比邻而居的石头耳语
那些没有耳朵但金醒的石头们/应该听到了西瓜体内的水声/和颜色变化的程序/和一百亿年前的记忆

　　此诗体现了如石头般醒着的地球、坚毅活着的农夫（如石头），对大地万物（如西瓜）的难以言传的体认，诗中以「看得见」、「脚跟」、「踩」、「醒」、「睁开」、「瞳仁」、「注视」、「凝视」、「耳语」、「听到」、「体内」等与身体知觉相关的词汇将石头的与西瓜这么比邻又对比强烈的两物拉拢互喩互动，又以「峥嵘」、「欲望」、「意志」、「意识」等人的情志有关的词汇交错互写，使得天、地、人、神交融缠绕，「共同形成一个整体」，深入泥土的细微之中，令人动容。这样的诗作＜河间人亡于瓜月——祭父＞、＜瀑布抽打山的陀螺──听闻布农族八部音合唱＞、＜勇士舞＞……等诗中都有极为出色的展现，值得日后更进一步的探索。

　　1987年台湾解严后，整个社会由于走上民主道路，反而呈现了由一元到多元的混沌状态，接着又因本土化的主流渐次呈现，又由多元走向两造对立、族群分裂的境况、要使混沌不明的社会跃升出个人的某种秩序感，获取个人进步的动力，则必然要使政治经济社会均处开放系统中，不断有信息、质能加入，则可促其由混沌中走上「混沌边缘」（一种由无序向秩序运动的状态），经「丰富的互动关系使整个体系经历了自发的自我组织过程」(17)、「寻求相互适应及自我调和的物体以某种方式超越了自我, 获得群体特性, 例如生命﹑思想﹑及意向, 这是他们个别可能无法拥有的。…..会主动的把发生的情况转变为自己的优势。」(18)

　　詹澈的诗与詹朝立社会运动的关系已由早期的合一、到其后的互动、到后来「主动的把发生的情况转变为自己的优势」，他独自入诗，将得自社运及身体劳动的信息转化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让自己处在一更开放的系统中，从理念和行动的大格局中筛选必要的信息，却又不时地回到他的原居地，去强化他生命意义的建构，再以非线性的语言完成他的诗作，其流程可能是：

开放系统理念行动筛选信息意义诗（非线性语言）

　　上述的信息是指对事物状态、存在方式和相互联系能进行描述的一组文字、符号、语言、图像或情态。(19)而「信息的特征在于能消除事情的不确定性」，所谓「信息与负熵等价」，此乃是由科学家申农(C. Shannon)所提出的理论。(20)「熵」的概念原本是说明系统内的乱度（如气体的熵大于液体的、更大于固体的熵），(21)后来由申农发展出「信息熵」的理论，将熵的概念与信息的概念连结。「信息熵」即信息混乱的程度，而「负熵」则是可使信息的混乱程度降低之信息（常需筛选），「信息与负熵等价」的理论即是说：开放系统释出的「信息」可以降低系统内信息混乱的程度，使之处于一种秩序的状态（有可能是短暂的，也可指一首诗的完成），亦即信息可以作为改变心理状态的外界因素（使混乱的心绪或语言有机会受激而往秩序化移动）。(22)而詹澈对土地所衍生的劳动和运动（农运十余年不曾停止）有着源源不绝的、剑及履及的身体知觉的细微体验和领悟，即成为他诗作的「信息」源泉，从他后来诗作筛选题材和命定题旨时大幅凝缩和精准，这便建构出了他存在的自觉、原力、和意义；加上他对语言非线性流动的自信和不断实验，而得以自众多逐步停笔的中生代诗人中突围而出并获得跃升，成为台湾极具特色的代表性诗人。

五、结语

　　詹澈是「一个用游行代替慢跑和游泳的诗人」，自1979年在基隆码头演说228及劳动人权开始，他便不曾停下他对社会运动的热情，包括1987年的1208、 1988年的316、426、520，1989年兰屿反核、1995农地政策、1997农会法与农保、以及 2002年更大规模「1123与农共生」，一次次的运动却使得他的诗越写越好，他以身体与土地、农渔民、原住民的互动、交错、和缠绕，建构了自身存在的自觉和意义，并经由对语言的非线性实验而完成诗艺的跃升。

　　本文首先对詹澈与另一位也完成跃升的中生代诗人陈义芝做一界域、时空、和语言风格的互比。继而以耗散结构理论讨论开放性、非平衡的外在因素、和涨落、非线性的内在变因等，与诗创作的关系，并由此看出詹澈会从长篇叙事组诗、为不公不义请命呼喊的主词「我们」、「他」（她）之中抽身下来，回到沉静的西瓜田、感受「我」的身体手脚与土地、西瓜、眼中日月、原住民文化的细微互动，尤其是感受之前认为「是奢侈的、多余的、没有用的、无力的」的大自然之美，那是他在前三本诗集中甚少涉及的，这遂影响他对「语言之美」的看法，这前后差异甚大的矛盾就并列在《西瓜寮诗集》中，并由此引伸出更多诗集的精彩诗作，也走上了与吴晟乡土诗不同的道路。最后则说明开放系统中经过筛选的信息对诗人持续创作的重要性，而由土地所衍生的、因在西瓜（自然）与石头（农人）间不停移动，而推演出的一切劳动和运动（农运），对詹澈的诗创作而言即是源源不绝的「信息」源泉、和生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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