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台灣詩壇現象綜論

從科學觀點看臺灣新詩經典化的幾個現象

摘要

　　本文透過科學觀點，首先對「為何1999年選出的三十本『臺灣文學經典』中有超過八成與五、六Ｏ年代產生的作家有關」之議題加以觀察，探討個人「磨難度」與外在環境大變遷的關係是否造成臺灣五、六Ｏ年代產生「經典作家」特別集中的現象。文中指出臺灣那時因處於「耗散結構」所言的外在為「開放的」（只是適度，尤其是資訊）、「非平衡的」，以及內在呈現「漲落」、和各要素之間存在「非線性」流動等特點。且因新詩創作的「非線性的過程」高於其他文類，其規避當時臺灣政治監督的可能性也最大，加上詩人因彼此詩社的主張不盡相同而產生互動，因而幸能由「混沌走向有序」的「混沌邊緣」，趨向「突現」躍昇的一端。最後討論「經典變異」的可能性，由「協同理論」說明真正主宰系統演化的是緩慢卻堅定地發展著的「慢變數」（主要是本土和認同，餘如日治取代日據、終戰取代光復等符碼，及教科書、考試科目等的變革），它常與「快變數」（如具議題性、熱鬧性、娛樂性、和大眾性的節日、節目）交相運用，逐步使經典獲得轉移。而更年輕一輩的「沒有根本的神聖性」的看法似乎又嘲諷了上述「經典相對論」的考察。

關鍵詞：經典、混沌邊緣、突現、耗散結構、協同理論

一、引言

　　台灣新詩自二十世紀九Ｏ年代以來，面對世紀轉換時期，而開始有了「經典焦慮症候群」的現象。台灣文建會曾主辦過「台灣文學經典」學術研討會（1999年3月），由學者專家「多番」篩選，總共選出了30本書, 代表了台灣20世紀下半葉在文學方面的成績，計選出小說10本， 散文7本、戲劇與評論各3本，新詩部份則有7本：包括鄭愁予(鄭文韜, 1933-)《鄭愁予詩集1951-1968》﹑?弦(王慶麟, 1932-)的詩集《深淵》、余光中(1928- )《與永恆拔河》、周夢蝶(周起述, 1920- )《孤獨國》、洛夫(莫洛夫, 1928- )《魔歌》、楊牧(王靖獻, 1940- )《傳說》、商禽(羅燕, 1930- )《夢或者黎明》等。(1)而1949年把現代詩之火帶到台灣、提倡「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紀弦卻?有入選，其餘與上述諸人同時代的多位詩人如羅門(韓仁存, 1928-)、白萩(何錦榮, 1937-)、葉維廉(1937-)等也都未在列，後二者還曾入選1977年臺灣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2)中的二位，一時之間，冷嘲熱諷隨即而至。(3)但老一輩詩人（多出生於一九三Ｏ年代前後）終歸逐漸「定位」，上述七人除楊牧（台灣花蓮人）外，均是大陸去台的詩人，其原因深值探究。然而半世紀詩壇的風風雨雨畢竟漸次「奈米化」（其實是簡單化）成少數幾個詩人的名字，同時代眾多詩人或因「聲名」或因「影響」不足而遭「簡化」或「淘汰」。同時世紀末一窩蜂出現的「大系」或「詩選」也總被「簡單地」歸納成少數名字。以「人」而不以「詩」為選擇條件似為兩岸選詩的共同「簡易法則」。「經典化」的問題來臨時，往往被等同於「簡易化」、「貴族化」、「權位化」、乃至「族群化」。只見所謂學者專家趨炎附勢巴著極少數詩人，「錦上添花」，一面倒地「鑽研」，對更多被埋沒的佳作和詩人卻「懶惰化」地視而不見，也無心、更準確地說，是無力探索。

　　而台灣因其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有心人刻意炒作的族群對立，近年在「經典化」的問題上似乎更可看出其尖銳的矛盾、和各方諸種「攻防」對策的出籠。比如一朝開始有人以「日治時期」取代「日據時期」，其擴延效果就極為驚人，很快影響了所有的宣傳、公文、和學術著作，比如眾多碩博士論文題目命題時雖仍有「日治」、「日據」字眼的並陳現象，但前者已逐步取代後者。(4)將來「國治時期」字眼的出現當也不令人意外。由此衍生的「詩選」在「經典化」過程中乃有各種形式、和迥異的版本出現（含兩岸、略含兩岸、不含兩岸、略含本土、多含本土、全含本土、少數女詩人、全數女詩人、略含台語、全數台語……等）。此外臺北、高雄的大型「國際詩歌節」的相互對抗、代表詩人出席名單的迥然不同……等等，皆代表了開放中的閉鎖性。但詩的「網路化」、「數位化」又似乎略略了平衡了（或加大？）此等「亂象」，那種「世代隔絕」（老一代、中壯代上網者稀少）的「斷裂」似乎又為所謂「經典化」提出嘲諷似的詮解。以上子題擬透過科學觀點的「奈米效應」、「混沌現象」、乃至「複雜理論」、「協同理論」等加以觀察。

二、奈米、混沌、與經典化的成因

　　詩是藝術形式中最「善變」的，飄忽難測，一字之變，詩意有可能全遭撤換，因此也最容易失足。此一二字之介入，常常有畫龍點睛乃至起死回生之效，它宛如在日常無啥意義的詞彙之間加入「奈米」物質（一奈米即1nm，為十億分之一米。1nm至100nm大小之物質均稱之）(5)，使得尋常事物轉化為全新的面貌和效能。詩人寫詩，其實即是將日常語言予以「奈米化」，將冗長龐雜的、實用性的語言「削尖」、「削小」，使其由「體積」為主的「塊材」似的散文句轉化為以「表面積」為主的「幾個原子」般的字詞，讓字詞、語言的意義還原到裸露的狀態，因詞與詞或字與字之相吸相斥而獲得嶄新的鮮活度，詩因而或可名為「字的奈米效應」。

　　「奈米化」其實是意指眾多平常事物的更大可能性，即使賤如糞土般的「黏土」皆有可能歷經「奈米」過程而貴如金銀，這些少量的極小顆粒物質（可代表少數個人/常是最後被經典化的一群，且常是同時代﹔比如出生在二、三Ｏ年代的一群皆是海峽兩岸被磨難得最透徹的倖存者）當與更大量的主體物質系統（可代表社會力量和環境變動）結合、互動時，可呈現出異常的、顯著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特性、現象及過程（磨難至極致時所顯現的特質）。如此，當結構至少有一個維度的尺寸小於臨界長度100nm時，常會出現傳統模式和理論（秩序的/大聚集）所無法解釋的、截然不同的運動過程（混沌的/小顆粒）。(6)比如：金的常規熔點為1064℃，當顆粒尺寸減小到2奈米尺寸時的熔點僅為327℃左右；銀的常規熔點為670℃，而超微銀顆粒的熔點可低於100℃。顆粒越小，所需將之分散的能量就越大，當個人被社會及不可抗拒的力量磨練到極致時，其爆發力就有顯現的可能，朝向「被典範化」、「被經典化」的可能性似乎就越高（參見圖I、II、III）。

　　這一過程被科學家稱為尺度效應。所謂奈米概念即包括密不可分的「尺度」（如圖I，代表遭受磨難的程度）與「效應」（顯現的特質及爆發力、乃至「被經典化的可能性」）兩方面。在臨界尺度（100nm）下，材料的性能產生突變或者反轉，如本會導電的銀Ag，奈米尺度小到14nm時，卻又變成了絕緣體。所謂奈米效應（nanoeffect）即因物質的聚集形態發生了變化，因此，導致相應的性能發生變化。但是，對於奈米複合材料而言，大部分的奈米效應是複合體系各單獨組分都不具有的效應，也就是說，只有兩種物質相遇(複合)後，或者經過奈米複合(組裝)後，才產生了奈米效應。(7)

　　上述關於奈米效應最值得注意的是：「單獨」皆不具效應，必得「複合」才具效應。此處「複合」對詩人而言，即代表個人因社會環境的大變遷而產生極度互動（即使是被迫），亦即個人遭受外在環境的「磨難度」（如圖I中將顆粒磨小至奈米級的分散能量），以致能「增益其原來之所不能」。

　　而由圖I即可見出，由大聚集的、肉眼可見的一般粉末（如粘土細粉）將尺寸一而再、再而三的透過外部施予的分散能量予以縮小化後，才形成接近另一個圖II的近乎奈米粘土（此例為蒙脫土）的形狀，其在100nm時仍保有一般大尺寸粘土的片狀特性，而在這個尺寸仍含有多層（如圖III狀態Ａ左邊所示）的疊合（圖II右下），圖II所示只是其中兩層，厚度在2~3 nm上下，而每一層的構造由圖中可看出仍極複雜，充滿了各種原子的聚集，其中50~65%是SiO2。(8)此種粘土之奈米效應必須發生在層與層被剝離（成單層）才特別顯著。

　　上述提及少量的小顆粒物質（可代表少數個人/圖III狀態Ａ之左側層狀物）與更大量的主體物質系統（可代表社會力量/圖III狀態Ａ之右側長線狀物）共混時（狀態Ｂ），當施予的分散能量越大時，則開始進入混沌狀況（狀態C），此時己開始有與平日不同的個人能量展現，接下來有兩種可能，一是進入封閉系統，因無外在能量的進一步施予而受到控制（過度、快速秩序化）、或內部的極度混亂而系統崩潰（狀態Ｅ）。另一比較好的結果是，若再有外援的資訊（信息）或能量進入，則為開放系統，可呈現出異常的、顯著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特性、現象及過程，亦即產生複合效應（狀態Ｄ）。

　　由狀態C走向狀態Ｄ可說介在混沌（狀態C/失序/被插層的程度不一）與秩序（狀態Ｄ/秩序/剝離後趨向均一）之間，即是「複雜科學」所謂的「混沌邊緣」(如固態冰與液態水要互相轉換時需吸收或釋放極大能量的狀況相似)，其學說雖然興起於八○年代（混沌理論則起於六Ｏ年代），正可往前說明前述被經典化那一代詩人的狀態：

當許多小的組成分子彼此相互作用後, 會讓整體『突現』出一個新的、獨特的性質。(9)
系統的組成分子從來不會真正鎖定在一個位置上， 但也從來不會分解開來，融入混亂之中。在混沌邊緣，生命正好有足夠的穩定性來維繫生命力，而也正好有足夠的創造力，使其不負生命之名。在混沌邊緣，嶄新的想法及創新的遺傳形態永遠在攻擊現狀， 儘管是最警衛森嚴的舊勢力都終將瓦解。……混沌邊緣是停滯和混亂之間不斷變動的戰鬥區。在混沌邊緣, 複雜體系能自動自發的運作、富適應性， 並且充滿活力。(10)

許多各自獨立的物體以多種不同的形式, 彼比互動。…..在每一種情況中, 豐富的互動關係使整個體系經歷了自發的自我組織過程。(11)
在每種狀況下, 尋求相互適應及自我調和的物體以某種方式超越了自我, 獲得群體特性, 例如生命﹑思想﹑及意向, 這是他們個別可能無法擁有的。….. 並不是只像地震中滾動的石頭一樣, 被動的對事件作出反應。它們會主動的把發生的情況轉變為自己的優勢。(12)

　　六○年代「混沌學」(Chaos Theory )(13)是科學家從早期「機械宇宙觀」到二十世紀初「不確定理論」(uncertainty Principle)(14)之後，企圖了解他們過去所忽略的自然現象，包括「暴風雨﹑激流﹑颶風﹑危崖峭壁﹑曲折海岸, 以及所有複雜現象創造成形的過程──從河流三角洲, 到我們人體中的神經與血管系統等」，那些混沌中「潛藏的秩序﹑細微的差異﹑事物的『敏感性』，以及無法預測之事產生新事物的各種『規則』」(15)，於是「在碎形幾何新的數學引領之下, 嚴謹科學逐漸趕上現代感性的節拍; 那些桀傲不馴的﹑野性的﹑幻想的素質」(16)。

　　八○年代「複雜性理論」(Complexity Theory )是把焦點放在「混沌邊緣」----即「秩序」與「混沌」(非圖III中狀態Ｅ的受控或失序)轉換間生命的互動性﹑戰鬥性﹑超越性﹑創新力和不可思議的語言自我組織過程。如上述所引，大自然或生命「彼此相互作用後, 會讓整體『突現』出一個新的、獨特的性質」、「豐富的互動關係使整個體系經歷了自發的自我組織過程」、「獲得群體特性, 例如生命﹑思想﹑及意向, 這是他們個別可能無法擁有的」、「主動的把發生的情況轉變為自己的優勢」。這些論述與前述之奈米效應最值得注意的特性若合符節：「單獨」皆不具效應，必得「複合」才具效應。這也是在「混沌邊緣」才易有的「突現」（emergence）或「湧現特性」(17)的奇異現象，或許也就是「經典」常能集體呈現的原因之一，也是圖III中由混沌狀態Ｃ朝向有序狀態Ｄ發展時，如能配合處在適度的開放系統中，由外在環境中能獲得物質、能量、和資訊時，會使此一過程成為「經典化易生時期」的原因。

三、耗散結構、混沌邊緣、與臺灣經典的誕生期

　　前述三十本文學經典的作家，除了新詩類鄭愁予、余光中、弦、周夢蝶、洛夫、楊牧、商禽七人外，還有小說類的白先勇、黃春明、王禎和、張愛玲、陳映真、吳濁流、王文興、七等生、李昂、姜貴；散文類的梁實秋、陳之藩、楊牧（也入選新詩類）、王鼎鈞、陳冠學、簡媜、琦君；戲劇類有姚一葦、賴聲川、張曉風；評論類有夏志清、葉石濤、王夢鷗等。其中在臺出生占十一人（楊牧重覆），大陸來臺作家占十八人（張愛玲只訪問過台灣幾天），後者超過六成。除了簡媜、賴聲川、陳冠學、李昂為中生代作家，其餘二十五人均屬一九四九年後在臺第一代作家，多數與現代主義有關係，真正與台灣鄉土有密切互動的只有黃春明、王禎和、吳濁流、葉石濤等人。(18)亦即三十本文學經典中只有四本與八Ｏ年代前後有關，有二十五本（張愛玲的相關性極小）產生於、或延續自五、六Ｏ年代，其比例不可謂不高，而七本新詩經典則全數直接與之連動，因此說五、六Ｏ年代的作家是這些「文學經典的誕生期」似無不可，雖然未來命運如何，恐仍在未定之天。

　　新詩七人中彼此關係更是密切，六人自大陸渡海來臺，二人為河南人、一河北、一四川、一湖南、一福建，四位軍人、兩位流亡學生，天南地北，被命運和時代折磨、僥倖留存於世、而能共混於一處，即使楊牧（在地學生）也早早繞過中央山脈，與餘六人均頗嫻熟。也除了楊牧之外，三人屬於創世紀詩社、二人屬於藍星詩社、一人屬現代詩社，而此三大詩社均創立於一九五Ｏ年代初期，都是大陸來台詩人創立的詩社。即使楊牧，早期詩作也都在此三大詩社的刊物上發表。而由於此類刊物一起初就由民間自辦，皆為詩人自掏腰包、典當細物籌資，政府幾無干涉（作品詩風或採象徵、或現代、或新月），加上地下流行私抄大陸詩人1949年前詩作、研讀各方譯家詩文、並漸次接觸西方各項主義和思潮。那時期政治固然沉悶、禁忌仍多、經濟仍在匱乏之中，但那年代的青年既已善於「出走」，或者說早已習慣「出走」（比如弦由河南走到湖南，當了兵再到廣州，還有同伴繼續走到越南，三千多流亡學生到台灣僅餘數百人；最多流亡學生如山東省，有三萬多人，到台灣餘八千人(19) ）。由彼岸一個大家鄉「出走」跨海來到一個小異鄉，若再由這個什麼都匱乏的暫居地「出走」去負笈留學，也不會有什麼更嚴重的後果，至於那出國留學不了的，便學習在文字堆中「精神出走」，不是到西方的主義或經典中去取經、就是進入夢中遠方的老家去取暖。因此那時代的知識份子或詩人其實都是鄭愁予詩中或大或小的「浪子麻沁」，「出走」、「出國」、或「流浪」（坐火車南北兩地訪友或演出流動酒會），都是肉體或精神獲得自由的一種方式。對來臺那一大群「相濡以沫」的詩人或藝術家而言，整個試圖自由化的過程於是形成一條藝術的朝聖大道。七人中除周夢蝶外，有五人先後到過美國留學或研究，一人接近過越戰，其中鄭愁予留滯國外數十年，似有一去不回頭的況味，若非大批的喜歡他的詩的讀者硬「召喚」他的詩魂回轉的話。

　　即由於上述尚不致被閉鎖的「類開放系統」、「適度開放系統」，使得「資訊」仍可透過各種管道取得，但這又是人人惶惶不安、上下起伏、卻又能適度度日的年代，可說正處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學派著名的統計物理學家普利高津( Glandsdroff, I. Prigogine) 所謂「遠離平衡狀態的非線性區」時期，很多不同經歷的「過去」交錯於此，「未來」及下一刻又不知命運會如何下注，無人可以預測，無數的外來的、內發的訊息互以熱情的信件和口傳遞換著。普利高津的研究發現，開放系統在達到遠離平衡狀態的非線性區時，一旦系統中某個參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的閾值，通過漲落，系統可能發生突變，由原來的無序混亂狀態到另一種時間、空間或功能有序的新狀態。此所謂耗散結構理論(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20是普氏於1969年在理論物理和生物學國際會議上提出的概念，「耗散」原意為消散，此處強調開放系統能與外界交換能量、物質和信息的特性。

　　耗散結構理論（如第二節所述，此理論之出現剛好介在六Ｏ年代「混沌理論」與八Ｏ年代的「複雜性理論」之間）認為只有開放系統才能表現出使系統從無序到有序、從簡單到複雜的演化過程。由於系統與環境通過物質、訊息和能量的交換，可以從外界吸取負熵(negative entropy)來抵消（比如韓戰爆發，美國介入臺灣海峽，美援進入，西化傾向形成，對文化思潮資訊的取得產生更大的助力），使系統從無序到有序、從簡單到複雜的演化。對於孤立系統而言，熵則增加，易趨向無序狀態，因此任何一種耗散結構，只有在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形成、維持和生存。

　　而系統演化真正達到質變還需要有其內部條件，有序結構的內部誘因就是「漲落」，指系統中某個變量的行為對穩定性的偏離。一般而言，任何系統內部始終存在著某種隨機漲落（很像詩刊或文學刊物的創立和消失、詩論戰的起落、詩活動的活絡和沉寂等），在一個系統內，當諸要素皆不存在絕對的獨立、均勻、對稱關係時（比如臺灣現代詩壇是相對於官方的文藝組織和主張而存在），它們之間的差異（官方與民間）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干擾（雙方互動時表面親和、內在互斥），必然導致對於整體結構原有穩定性的漲落或偏離（如官方性組織受到有創意之詩人的鄙視）。在耗散結構形成過程中，漲落對於「平衡系統」或「線性非平衡系統」（均與「非線性非平衡」不同）都只能成不同程度的干擾，並不會形成新的有序狀態，惟有對於「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接近五、六Ｏ年代的臺灣狀態、及文壇狀況之官方與民間組織的對立、偏斜、及詩人創作分量的不對等），漲落擔當了「非平衡相變」的媒介作用，因為在此情況下，系統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任何隨機的小漲落都可能致迅速放大，形成宏觀整體上的「巨漲落」，使系統由不穩定狀態躍遷到一個新的穩定的有序狀態，從而形成耗散結構。 　

　　如其後許多半官方組織、民間媒體逐步為民間之重要詩人所掌持，原來代表官方的詩人漸次趨於劣勢，即是一例。

　　自然之變遷、社會之發展以及人們的思維方式顯然都是一種非線性的過程，新詩創作的「非線性的過程」高於其他文類（比如比喻的創新、詞彙的代換、句法的拆聯），且其規避當時臺灣政治監督的可能性也最大，詩人彼此詩社的主張或對立或激辯，以及與其他藝術（尤其繪畫和音樂）間的互動、聯結，在在符合了上述耗散結構所言的外在為「開放的」、「非平衡的」（遠離平衡），以及內在呈現「漲落」（而非一致、不動）、和各要素之間存在「非線性」流動等特點。

　　至2005年6月的考高中學測考題（十幾萬人應考），所出的兩題詩作仍是余光中、瘂弦二人一長一短的詩作，半世紀猶然是「不凋的一代，」(22)簡值不可思議，論其傳播力、渲染力、持續力，於文學史中恐不易見。

四、協同理論、及經典的變異

　　每隔一段時間，臺灣詩壇都會透過不同的機制，對所謂「典範」的作品做一些篩選，比如以十年為期的《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八十年代詩選》、《九十年代詩選》，或「大系」之類的較大部頭選集，比如九歌版兩回合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或為數更多的各類詩選，以及因近年各大學競相開辦「臺灣文學系所」而出版的各式各樣的「臺灣文學讀本」、「新詩讀本」等，將為數不少的詩作一而再、再而三的編入各種選集，乃至中、小學的教科書中，這是半世紀以來，臺灣新詩再不曾見過的熱鬧景觀。而其中最能突顯所謂「經典」特色的，是由一本編於1977年的《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23)（張默主編）開始，選入了紀弦、羊令野、葉維廉、白萩、余光中、弦、周夢蝶、洛夫、楊牧、商禽等十位詩人，當中並無大陸詩人，可見得當年「臺灣將自身等同於中國」的特殊歷史觀點。即使至1980年，瘂弦編選厚近九百頁之《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卷》(天視出版)時，選入詩家一五二家、約八百首詩，所選詩人也仍以台灣為主幹，間含新馬菲越、香港及美國等海外華文作家，並不包含大陸1949年以後的任何詩人。

　　一直到1989年，楊牧及鄭樹森編選《現代中國詩選》I及II兩冊（洪範版)，厚亦九百頁，選人詩家97家約480首詩，層面首度擴及1949年前後的大陸詩人，這是臺灣自有新詩以來，首本幅度最寬廣的一本正式選集。但選集中所選大陸1949年前即已成名的詩人高達35家，1949年之後竟僅有北島、江河、舒婷、楊煉、顧城等5家，均屬文革後才出現的朦朧詩的大將。而以台灣為主幹的詩人(及具關連者）卻達48家。至1995年，張默與蕭蕭合編《新詩三百首》上下兩冊(九歌版)，選入詩人224家338首詩，連同「鑑評」厚達一千三百餘頁。所選詩人依其出現年代概分「大陸篇前期」37家(1917~1949)、「台灣篇」107家(1932~1995）、「海外篇」34家(1949~1995）、「大陸篇近期」46家(1951~1995）等四大部分，將文革前後的詩人均納入，層面較楊、鄭二人所編幅度更大，也是迄今臺灣所見詩選中範圍最寬廣的一本，不單分卷上頭見頗費心，尤其可看出新詩發展的脈絡當中，唯台灣未見斷層(其實受大陸1949年前的影響較多)，一氣呵成。另外，「海外篇」中34家至少有15家曾長期居台。如此一來，整本選集竟然是以高達一半以上的台灣詩人詩作為主幹。這樣的臺灣新詩流變觀點在二十世紀結束前也成了臺灣詩壇部份詩人和學者的基本看法。

　　筆者在《新詩讀本》選集（只選入日據迄今臺灣詩人六十餘家）的序言中，曾將上述四大部份連同「歐美日印俄之影響」，以「台灣新詩流變圖」(24)的方式列如圖V（參見上一篇論文文末所附，此處略）所示，其中圖之右上角「老大陸詩人」(1917~1949)即屬張默、蕭蕭所分之「大陸篇前期」部份；圖中間兩方形所示之「日據下(1895~1945)之臺灣詩人(1924~1945)」、及「國府退守之臺灣詩人（1949~迄今）」即上書所分之「台灣篇」（1932~1995）；圖右下之「文革（1966~1976）後之大陸詩人(1978~)」則可歸入上書所分之「大陸篇近期」 (1951~1995)之中；最後是圖左下方的「海外華裔詩人」，則即上書所分之「海外篇」。圖中相關影響的思潮、流派、形式、及方向，只是一概略，並無定論。

　　也就在1987年臺灣宣佈解嚴、開放報禁、黨禁、及大陸觀光，「臺灣即臺灣」的意識逐漸抬頭，以「臺灣」為名的選集逐漸加多，比如麥田版的《二十世紀臺灣詩選》(25)（ 馬悅然, 奚密, 向陽主編）選入日據迄今詩人五十家，即是此觀點中幅度較寬廣之「臺灣新詩經典」（不再冠以「中國」為名）的一個實踐。但也非全無反彈，比如2003年由九歌出版、余光中為總編輯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十餘冊，所選也均為1989年之後的臺灣作家的各種文類的作品，但仍以「臺灣」為名的各式選集、文宣、媒傳、教育形式逐漸取得上風。如此「臺灣」與「中國」、「中華」之名互為消長，以及近幾年「泛藍」、「泛綠」的全面對抗，乃至「日治」賽過「日據」的日常與學術名銜競比，成了人人心頭皆難以消解的內耗行動，使臺灣各色人等、乃至親戚、朋友、家庭、家族、公司、學校、南及北、縣及市…..均處於進慮難消、未來不名的「混沌」狀態。「新詩經典的變異」也正悄悄轉移中，許多「變數」透過各種管道（包括官方主導的都市型「詩歌節」、大小型「文學獎」、「教科書」、各項正式非正式「文件」……）正逐步進入、浸入此「混沌」之中，企圖改變其狀態。

　　要造成「新經典的變異」除了各式各樣「明」和「暗」的改變和運作外，或可以運用與前二節述及之「複雜性理論」約略同時的「協同理論」（Synergetics Theory）(25)，來說明「新經典」在整個以臺灣為名系統中可能再度轉換的方式。此理論由哈根（H. Haken）在1977年所提出，認為任何系統的作用體皆有兩種運動趨勢，一種是自發地傾向無序的運動（造成系統走向無序而瓦解），另一種是作用體之間的協同作用（造成系統自發地走向有序），其走向取決於何者位居優勢（如第三節末圖IV的右側所示的不同上下方向），1983年哈根進一步描述了「結構有序演化的自我組織理論」，即如何使系統從無序到有序、從有序到另一種有序的演化過程，其原理對任何「有心的一方」（包括「新經典」的確立或變異）似乎均適用。
哈根認為協同理論有三項基本原理和進程：由「不穩定性原理」（unstability principle）、到「序參數原理」（order parameter principle）、再到「支配原理」（ slaving principle）。亦即先由「不穩定性」而產生「序參數」，之後方有支配原理。系統在混沌集合中，所有的變數（或作用體）都在雜亂無章地相互競爭，此消彼長，只有極少數變數能夠在競爭中成長，而絕大多數變數都在競爭過程中迅速消失了。這些迅速發展又迅速消失的變數稱為「快變數」（比如快起快落的各種大小詩刊、座談、專輯、詩活動、高額獎金的文學獎、熱賣的大眾型詩集等），不會影響系統演化進程，而真正主宰系統演化進程的則是那些緩慢卻堅定地發展著的「慢變數」。政治上如李登輝之裂解國民黨的方式；詩壇上如臺灣早期的「創世紀」、「藍星」、「現代詩」，尤其是紀弦、覃子豪、和張默的堅持﹔中期的「葡萄園」和「笠」、「龍族」，尤其是自稱「笠集團」的模式；乃至中後期的「草根」和「陽光小集」等詩社的長期或一段時期的堅持；乃至六Ｏ年代由言曦及七Ｏ年代由關傑明、唐文標引發的新詩論戰、以及鄉土文學運動。八Ｏ年代多元思潮湧入、情色、同志、女性、原住民等議題的提出，以及九Ｏ年代後期臺灣文學系所、研究的顯學化等等，有的「極慢」，有的「中慢」，有的「稍慢」，而其主幹的「最慢變數」仍在「本土認同」上，它操控著、甚至以「慢火燉青蛙」方式一點一滴推動其他一切的變數，當然包括文化中任何「新經典的變異」。

　　系統在分歧點附近的行為僅由少數「慢變數」決定，系統的「快變數」由「慢變數」支配，快變數隨慢變數變化而變化，即為「支配原理」。但是，「快變數」（各式相關活動）和「慢變數」（「本土認同」是最慢的一個）各自都不能獨立存在，「慢變數」使系統緩步脫離舊結構趨向新結構，而「快變數」因常具議題性、秀場性、熱鬧性、娛樂性、和大眾性，又使系統在新結構上穩定下來。「新經典」可在「慢變數」緩慢推動「快變數」中轉移、變換。

　　此外，「序參數」亦具簡化描述系統之「資訊壓縮」功能：一但系統的宏觀有序狀態建立時（比如前述1977年臺灣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即是對五、六Ｏ年代「經典已然誕生」的確認），一個包含眾多作用體之複雜系統的特性可以由「少數序參數」（即使由最大型的官方或民間文學獎經由傳媒肯定之也可歸之）予以描述，而不再須要眾多的資訊以描述各作用體的狀態，而「少數序參數」（「日治」取代「日據」、「終戰」取代「光復」即是顯例）所反映之可觀察的系統整體特性資訊（如集中於廣場刻石展示「本土詩人」的作品）即為一種壓縮後的協同資訊。

　　任何新結構的產生都要經過一個不穩定過程（目前臺灣現況即是），「不穩定性」充當了新舊結構演替的媒介，而結構是否「失穩」（失序？）則由系統的環境相關的控制參數來控制（臺灣官方有最大的控制能量）。當控制參數在某一「廣泛範圍」內連續變遷時，比如由各階層的教育、而大眾文化、而學術文化、而媒傳的掌控、以至及於日常生活的符號變動，則透過前提之「序參數」和「支配原理」，系統將歷經一系列的「不穩定性」過程、甚至喧擾，導致一系列性質不同的新舊結構的演替，形成一個「不穩定性階層」（ hierarchy of instabilities），可能是跳躍式的，最後形成「魔咒式」的符碼套烙所有人的心上。

　　一個「開放的非均衡系統」，當其趨近遠離均衡狀態時，不僅可以從無序到有序，而且也可以從有序到另一個有序。上述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理論即描繪了此種「無序到有序，有序到另一個有序」的可能進程。但若是一個閉鎖性的「封閉系統」又將如何？第二、三節均已略述之，系統演化是一種不斷破壞、失穩和產生分歧的過程，當系統進一步遠離均衡時，它會朝什麼方向前進？先是混沌？再來是無序或有序？「新經典的確立」是否必得放入其中去思索、或它有更為超然客觀的藝術標準，得以跳脫這一切？若與大陸詩人的「經典之作」互動，最後又將是怎樣的變貌？哈佛大學非洲美洲研究所哲學教授康納爾‧韋斯特(Connel West)說：

我們所焦慮的文學對象本身就是對特殊的歷史時刻的特定危機的回應，因為這些危機和時刻本身必須通過文本建構的中介，所以我們審視的文學對象絕不僅僅是文學的，應該從意識形態的內容、角色和功能來細讀文本，否則就是將文本非歷史化和非政治化。因此，說經典的形成只涉及形式標準，這種觀點是大可置疑的，無論它是精英派的形式標準，還是民粹派的形式標準。(27)

　　「對特殊的歷史時刻的特定危機的回應」產生了前述的五、六Ｏ年代的「臺灣文學經典」，目前理應正進入另一個時刻和危機的來臨，眼前不論哪一方的詩人似乎都調整了他們的視角和關切內容，在他們的詩中加入了更多的與「土地」相關的事物，如果就第二節所述的「奈米效應」而言，或許「社會力量」正開始「奈米化著」、「磨難著」他們，是正使他們朝向「混沌邊緣」（見圖 IV右側）前進嗎？

　　然而當「資訊網路」的變數參與後，更年輕的一輩卻跳出了這樣的系統，進入另一個他們自我認定的「虛擬實境」系統之中，此時韋斯特所強調的「歷史化文本」「政治化文本」將如何強加於「泛時空化」的新一代人身上？所謂「經典」在年輕人看來幾乎是「非經典」、「泛經典」：「經典之名不過是一件美麗而無實質助益的糖衣」(27)、「經典的存在，以排除大眾為代價」(28)、「拉爾夫‧華爾杜‧愛默生有句名言是這樣說的：『除了你自己心智的裡外合一之外，沒有其他東西是根本神聖的。』這句話非常適合我們用來討論一切與經典有關的事物。」(29)。

　　不要說「經典絕對論」，連「經典相對論」都在他們身上遇到了阻礙。然則「經典化」的問題，是不是正如筆者於第一節引言中所說，有可能等同於「簡易化」、「貴族化」、「權位化」、乃至「族群化」？方便學者「錦上添花」一面倒地「鑽研」？對更多被埋沒隱藏的佳作和詩人卻「懶惰化」地視而不見？還是，凡是「經典過的」，也沒有根本的神聖？

五、結論

　　1999年選出三十本「臺灣文學經典」中有超過八成與五、六Ｏ年代產生的作家有關，只有四本屬於七、八Ｏ年代的中生代作家。其中七本新詩「經典」全數直接與此「混沌邊緣」時期崛起的詩人有關，因此說這時期是1949年後臺灣文學「經典的誕生期」似無不可。本文由「奈米效應」中最值得關切之點開始：「單獨」皆不具效應，必得「複合」才具效應。此處「複合」對詩人而言，即代表個人因社會環境的大變遷而產生極度互動（即使是被迫），亦即個人遭受外在環境的「磨難度」越大（亦即將顆粒磨小至奈米級的所需的分散能量最大），乃能「增益其所不能」，遂有臺灣五、六Ｏ年代產生的作家極為集中的現象、有利於「經典作家」的誕生。

　　接著透過科學觀點的「混沌現象」、乃至「複雜理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理論」等一系列與「混沌系統演化」的相關論述加以觀察。指出臺灣那時因處於耗散結構所言的外在為「開放的」（只是適度，尤其是資訊）、「非平衡的」（遠離平衡），以及內在呈現「漲落」（而非「一致」、「不動」）、和各要素之間存在「非線性」流動等特點。況且新詩創作的「非線性的過程」高於其他文類（比如比喻的創新、詞彙的代換、句法的拆聯），且其規避當時臺灣政治監督的可能性也最大，加上詩人彼此詩社的主張不盡相同與民間性自由度强過官方性組織，以及與其他藝術（尤其繪畫和音樂）間將有互動、聯結，因而幸能處於能由「混沌走向有序」的「混沌邊緣」，趨向「突現」躍昇的一端（參考圖 IV），而避免了落入受控的難以動彈之單一秩序、或完全混亂的無序的方向。

　　最後討論「經典變異」的可能性，由協同理論說明真正主宰系統演化進程的是那些緩慢卻堅定地發展著的「慢變數」（主要是本土和認同，餘如日治取代日據、終戰取代光復等符碼，及教科書、考試科目等的變革），它常與「快變數」（如具議題性、秀場性、熱鬧性、娛樂性、和大眾性的節日、節目、討論、和爭執等）交相運用，逐步使經典獲得轉移。而更年輕一輩的「沒有根本的神聖性」的看法，卻又使「經典相對論」的根基搖搖欲墜。 （2005年8月參與北京之「新詩一百年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此會由北大及北師大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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